2022年秋天，第一次見到上海評彈團高博文團長，會于蘇州尹山湖，聊起抗戰往事，曾有書生鄭振鐸在烽火之中，搶救江南藏書，在那個民族文物文化流散的歲月，為華夏留下了幾許文脈。

總有些人是用命為國家，為民族留根傳脈的。

所以我當時就想創作這樣的一部評彈，名為《烽火書魂》。這部劇預計會在今年九月上演。年初的時候，聽聞著名作家馬伯庸也在創作同類題材的小說，十分欣慰，那些年先賢們的付出，終有人會記得，終不止一人還記得。

振鐸，振鐸，功成未必只在他，我們的記憶不能沒有他。

當我們走進圖書館的時候，點選出某本書，無論是人工還是智能系統，稍待片刻，這本書就會被送到你的眼前。當代出版的書籍，基本沒有什么問題；就算是那些難得的古籍，只要收藏在館，只要履行一定的手續，除了一些珍貴的宋元版外，其實也不難看到。

然而，書自刊刻，就是要散而不是聚。紙張雖然可以壽達千年，但是在戰火的硝煙下，卻是片刻也不能支撐。如此脆弱的材質，讓我們千年之后還能閱讀，本身就是一個人類創造的奇跡。

凱撒抵抗托勒密的烈火、狄奧多西的毀禁和阿拉伯人的鐵蹄，毀掉了第一座世界性圖書館亞歷山大圖書館；

項羽一生最大的污點，莫過于焚燒秦宮，少年終成了焚盡天下書的惡龍的影子；

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戰、歐洲殖民南美，又毀掉了多少文化寶藏，人類思想的精華。

可是，總有一些人，在戰火中搶出了書，留下了它們，讓奇跡終于能成為奇跡。

1937年8月14日，站在法租界愛麥虞限路的中華學藝社的天井里，暨南大學教授鄭振鐸望著漫天的灰燼，不知道那里是否有自己藏書的劫灰。

自上海“八·一三”抗戰開始，遠在真如地區的暨南大學不得不遷入租界。學生自然比藏書重要，鄭振鐸護送學生來到安全地帶。可是，他那些放在虹口地區開明書店的藏書就保不住了。那并不是一個小數目，八十多箱，近兩千種，一萬多冊，珍貴版本眾多。

對于他來說，這樣的遭遇已經是第二次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他在東寶興路的家遭到了日軍的洗劫，書箱被刀斧劈開，珍貴藏書被日軍劫去。

可是，這跟同時落在商務印書館的劫難相比，又是那么微不足道。日本派遣軍司令鹽澤幸一認為，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人，必先滅其文化。

他派遣日機轟炸，日本浪人放火，焚毀了商務印書館之東方圖書館四十多萬冊古籍和該館所出版的全部書刊。

再上數近百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入寇圓明園，八國聯軍洗劫京城，書籍看上去沒有金銀財寶奪目，于是變成了最先受到傷害的對象。

倘若如斯坦因劫掠敦煌遺書到歐洲也還好，畢竟鄭振鐸到英法圖書館中還能閱讀到，可那些被八國聯軍在泥水中墊了炮車輪子，點燃了取暖的古籍呢？如此輕易，卻又如此讓人痛惜。

戰火中的人們是卑微的，當沒有米吃的時候，很多摯愛變成了小攤上可以論價的商品。

鄭振鐸走在上海的街頭，見到了那么多藏書者拿出自己的珍藏，不過為了一兩頓糊口的米糧。而真心的愛書人，卻又拿不出錢來購買，只能眼看著被北來的書商卷走，那些書商的背后或是日本人的滿鐵集團，或是美國人。

是的，就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赫美爾所言，中國珍貴圖書，正源源不斷進入美國，以后研究中國古典學術的人，要到美國去才能看到真正有價值的材料。

而這，就像埃及的羅塞塔石碑、存世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代《金剛經》都藏在大英博物館，明末名將祖大壽的整個墓園都被倒賣到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一樣。

江南古籍，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嗎？

一開始，鄭振鐸希望自己和那些為外國勢力購書的書商對抗，可是很快就發現這是不可能的。

一個人的力量再強大，也無法和組織進行對抗，況且他強的是學識，而不是財力。為了買新書，他把自己的舊書拿出來做抵押；買更新的書，則把新書做抵押，這種刮缸底的辦法往往只能導致砸破缸。

妻子雖然支持他，可畢竟要掌家，戰爭年代，柴米油鹽貴，她也不容易。

于是，鄭振鐸想到了國家的力量，只是他借助國家之力收購的第一部古籍，很難說是賠了還是賺了。

中國是一個戲曲大國，但是長期以來，對于戲曲的地位認識卻不足，所以人們看戲賞戲，卻不慣收集劇本，特別是元代的雜劇，藝術成就光輝燦爛，但是作為研究的樣本，卻只有明代臧晉叔編的《元曲選》，不過是近百部作品而已。

當時的學者知道蘇州的清代學者黃丕烈曾經藏有包含元明雜劇二百四十種的《古今雜劇》，但是這些書到底在哪里呢？大家并不知道，學界在苦苦尋找。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書店老板陳乃乾打電話給鄭振鐸，說來青閣老板楊壽祺在蘇州發現了這套書，但是被分為兩個部分，一半兒在唐某處，一半兒在孫某處。

鄭振鐸找到楊壽祺做中間人，以總計三千元的價格定了這套書，然后回滬籌款，可是當他拿著錢回到蘇州后，楊壽祺卻尷尬地跟他說，幾日前，唐某把自己的那部分都賣給了孫某，現在得了完璧的孫某坐地起價，要一萬元的天價！

這豈是鄭振鐸一個書生可以買得起的？可是他能眼睜睜地看著孫某賣給別人，而這個別人也許是日本人，或者是美國人，把中國的歷史瑰寶就這么堂而皇之帶出國嗎？他曾經把自己的半壁藏書賣給了北平圖書館，換來七千元的購書經費。可是現在自己就算把剩下的藏書也賣掉，換來的錢也不夠一萬！

對，北平圖書館，作為國立圖書館，買下一樣不算流到國外！鄭振鐸問該館愿不愿意收購，結果北平圖書館也說金額過于巨大，實在是無力負擔。

那么，這一切就都陷入絕境了嗎？

此時，“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來電，稱愿意買下，請鄭振鐸再去詢價。鄭振鐸趕赴蘇州，終于把價格講到了九千元。可是戰時匯款艱難，而孫某那里非要在兩周之內交割。

很快時間就到了，“教育部”的錢還沒有到，鄭振鐸必須先行墊付。那么錢，從哪里來呢？

鄭振鐸想到了自己工作的大學，暨南大學尚且有一筆辦學經費在商學院院長程瑞霖處，那么程院長是否愿意給出這些錢呢？別忘了，還有那么一大批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需要負擔呢！

當他一再忐忑地見到程瑞霖的時候，想不到程瑞霖見他多日未睡，為書煩憂，爽快地把錢借給了鄭振鐸，終于拿回了這套戲劇研究難得之寶。

鄭振鐸盡其一生都非常感謝楊壽祺的介紹之情，說“與之交易二十余年，向來不大討虛價”。但是據后來的學者研究，卻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

原來分成兩半的《古今雜劇》，屬于唐某的一半早就賣給了書商潘某，而潘某與鄭振鐸本就認識。屬于孫某的一半則是楊壽祺和孫某共有。

楊壽祺為什么跟鄭振鐸說書還在唐某處，而不在潘某處呢？因為潘某給這套書只開價兩百元，如果鄭振鐸知道書在潘某那里，可以直接去聯系潘某，就沒有給楊壽祺和孫某坐地起價的機會了。

等到了兩人從潘某那里收全了《古今雜劇》后，就把價格從三千漲到了一萬。

這是“向來不大討虛價”嗎？可是事情又不能這樣算。《古今雜劇》改變了元曲研究的面貌，為中國戲劇和文化史帶來了一座難得的寶庫。

當時的一萬元，也許看來是溢價數倍，但是在今天學者的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楊壽祺誠然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可是看到鄭振鐸為國聚書殫精竭慮，也深為感動，所以后來也曾盡力幫助鄭振鐸在抗戰期間收購古籍。

一飲一啄，脈脈回響，不絕如此。

在那個時代，孤膽英雄是要不得的，鄭振鐸并不是燕雙鷹，為國聚書需要更多人的力量，才能和日本人以及美國人的群狼戰術相對抗。

鄭振鐸邀請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張鳳舉四人秘密籌組“文獻保存同志會”，拯救江南藏書。

張壽鏞是明末著名抗清民族英雄張煌言的后裔，曾任晚清蘇州知府和民國財政部次長、政務次長等要職，創辦了上海著名的光華大學，即現在的華東師范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的前身。

何炳松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暨南大學的時任校長。

張鳳舉是中法大學教授，著名小說家，也是早期的魯迅研究開創者之一。

張元濟更不用說，前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被日軍焚毀的東方圖書館就是他創建的。此外，他也有另一樁錐心之痛。

湖州陸心源曾創建著名藏書樓皕宋樓，所謂“皕”是由兩個“百”字拼成，為何取了這樣一個怪名字？原來陸心源此樓藏有兩百部珍貴宋版書，故以此命名藏書樓，后又有《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筆者曾將其整理出版。

晚清末年，陸心源身故，其子陸樹藩欲發賣其父藏書，張元濟幾經議價，籌得款項，前來購買的時候，卻發現陸樹藩竟然已經把皕宋樓藏書賣給了出價更高的日本靜嘉堂。

張元濟扼腕嘆息，久不能語。所以，他不希望江南藏書重復皕宋樓的命運。

為他們聚書提供經費支持的是已經遷往重慶的中央圖書館。原來，鄭振鐸雖然為此事聯系的“教育部”，但是“教育部”本身要負責沿海高校西遷事宜，經費有限，很難拿出那么多錢來買書，所以找到了“中央圖書館”。

那時，中央圖書館有一筆錢來自庚子賠款的英國退款，數額為一百萬，原本專用于建設大樓。“教育部”去游說“中央圖書館”，現在打仗了，后面貨幣必然貶值，等到勝利回到南京，這一百萬就不剩什么了，不如現在拿出來購書，也算是得其所哉。

“中央圖書館”答應下來，派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的侄子蔣復璁前往上海聯絡，開展工作。

當然，和其他四人相比，鄭振鐸最年輕，所以在外面跑書購書的擔子，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這是一場速度的較量，文獻保存同志會先是拿下了常熟的鐵琴銅劍樓藏書，可轉眼間常熟翁心存藏書、沈知芳粹芬閣藏書又被對手獲取。除了購書之爭，鄭振鐸自己的人身安全也陷入了危機。

那時候的上海，誰不是處在危機之中呢？《社會日報》的負責人蔡鈞徒被日偽殺害，首級被懸于法租界總巡捕房對面的電線桿上；

滬江大學校長、抗日志士劉湛恩被暗殺；

曾和他有過一面之緣的鄭蘋如，為了刺殺76號特務頭子丁默邨而犧牲；

他曾兼課過的社會科學講習所的學生王元龍、陳明都犧牲在抗日的游擊戰場上。

就連他自己，也多次在租界中遭到了日本特務清水董山的追捕，差點兒被堵在了書店里，幸虧伙計靈活應對才讓他逃出生天。魯迅的遺孀許廣平被日本人抓去，想拷問出文化界的抗日志士名單，甚至都上了電刑。

可許廣平哪怕一夜白頭都沒有透露半分，那次鄭振鐸在街上遇見，見她就像老了十歲，許廣平只是微微點頭打了個招呼，就裝作不認識擦肩而過。鄭振鐸知道，后面必定有特務在盯梢。

為了不連累家里，他不得不搬到外面去住，鄭振鐸是不會做飯的，獨自生活又要堅持聚書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有時候去朋友家，甚至是學生那里蹭一頓，睡一個好覺，都是難得的奢侈。

其實，他原本不喜歡打麻將，甚至對妻子熱衷麻將頗有微詞，當然他是不敢直接說的，只能在自己寫的小說里“蛐蛐”一下。但是在這樣危難的情境中，他有時也會打一些，醉一番，結束之后也會黯然后悔，可朋友卻說在這樣的時勢下，只有三種人——“賊、鬼、狗”，才過得平靜。

他似乎明白了，心中有烈火的人，總有幾分難以自控。

按照今天的理論，鄭振鐸的表現是一種PTSD。英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完美，可正因為痛苦和不易，更顯示出堅持的偉大。

后來日軍進入租界，有傳言說要搜查全城的違禁書籍，為了避禍，整個上海點燃了焚書之火。當一個國家沒有辦法保護自己文化的時候，甚至需要自己親手毀滅，又何必對于拼命保護的英雄苛責呢？

文獻保存同志會最為重要的一場博弈是南潯嘉業堂藏書。抗戰之后，書樓主人劉承幹原本經營的絲業受到重創，不得已將書賣出。

不過，出于商人的精明，他把嘉業堂的藏書分為三份：一類為藏在南潯的普通本，一類為藏在上海租界的宋元善本，還有一類也藏在租界的明代善本。

當時的南潯可是日本人的占領區，日本人對這些藏書虎視眈眈。鄭振鐸來到南潯的時候，就面臨了一個三難的取舍問題。

留在南潯的藏書基本不可能運走了，日本人眼盯著，不會放棄這筆寶藏。不過幸運的是，這些書都是普通版本，價值倒也不大。可是上海的兩類書如何取舍呢？

按理說，宋元書在前，價值昂貴，在清代就有“一頁宋版書，黃金十六兩”的說法，明版書價值不如宋元版本。如果取宋元版而放棄明版，自然無人說什么，可是在懂行的專家眼中，卻是舍了西瓜取芝麻。

然而，在大多數的時代，專家的作用就是被質疑，有多少人肯冒天下之大不韙？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最終決定舍宋元版而取明版，哪怕身負罵名。

拿到這些書之后，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租界搖搖欲墜，日本人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入侵，這些書留在租界并不安全。所以鄭振鐸找了在郵局工作的作家唐弢，請他想辦法寄到香港去，然后看看是否再轉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可當時租界出去的郵包要經過日本人的檢查，該怎么寄出去？唐弢利用螞蟻搬家的方式，每天在日本人檢查后，重新打開郵包，把書放進去，再封閉起來。倘若一本兩本倒也好說，可是他送出的書是三萬多冊！

只是，香港并不安全，悲劇還是發生了。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12月7日，日本進入租界，暨南大學全體師生決定，只要有一個日本兵經過暨大校門，學校就停課。所有學生都來到了課堂，聽鄭振鐸講授最后一課。上午十時，一輛日本坦克經過校園。

鄭振鐸拿起課本，說“下課”。

沉默中，學生起立，問道：“我們的國還在嗎？”

鄭振鐸說：“文化在，國就在！”

然而，就在12月25日，日軍23軍調查班進入香港馮平山圖書館，搶占了鄭振鐸寄來保藏的三萬多冊古籍送往日本。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數年聚書，披肝瀝膽的奮斗，難道只是給日本人做了嫁衣么？

文化沒了，怎么辦？

事情不是一個人就能做成的。

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歷經了十四年的艱苦奮斗，不僅僅是上海無硝煙的敵后戰場，有更多烈火中的英雄和戰士，終于在1945年取得了抗戰的勝利。

很多人看不到了，但是活下來的人總要向前去。

那些被敵人奪走的東西，還要拿回來。可，這并不容易。

日本人在香港一共掠劫了五萬多冊書籍，送到了上野的帝國圖書館，由著名學者長澤規矩也負責整理。

隨著敗局已定，長澤挑選出兩萬多冊善本另行藏匿，而把挑剩下的一萬多冊留下應付中國注定而來的追索。

更加重要的是，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出于美國的利益考量，并不打算太過削弱日本，所以對于中國追索文物也列下嚴格的限制。

首先，中國需要找到這些書藏在日本什么地方。

其次，中國需要證明有一批書從香港被劫掠走，誰劫掠的？部隊番號和負責人是誰？

最后，中國需要證明找出的書是從香港被劫掠走。

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明“你媽是你媽”的問題，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沒有選擇，只能按照劃下的道來走。

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另一位成員，張鳳舉時任“教育部”駐日代表，專門負責找回在港丟失的江南古籍，他必須解決這三個問題。

這時，又一位關鍵人物出現，他就是香港大學教授，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

當初日本人從馮平山圖書館劫走的不只是江南古籍，還有一位愛好中國文化的英國少校博薩爾的627冊藏書。

日本投降后，博薩爾曾寫信詢問陳君葆自己丟失的藏書去向，陳君葆認為這些書應該和江南古籍在一個地方，于是建議博薩爾親自前來日本尋找。

果然，愛書心切的博薩爾以英國派駐遠東委員會官員來到了日本。盟軍可以對中國追索古籍設置障礙，但是卻無法阻止博薩爾找回自己的藏書。所以，有了博薩爾的幫助，張鳳舉和陳君葆終于找到了那些丟失的江南古籍，解決了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呢？還是依靠陳君葆。日本23軍調查班從馮平山圖書館搬走古籍的時候，他就在現場，記下了日軍少佐宮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的劫掠行止。抗戰勝利后，即向駐東京盟軍司令部提交證詞。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個問題了，如何證明“這些書是你的書”？

書又不會說話。

可人會。

這些書在香港存放裝箱的時候，每一本都被蓋上了“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兩種印章。

好的，這可以證明這本書是從香港劫掠的了。但是，整個帝國圖書館有五十萬本藏書啊！誰能有時間一本本細查呢？

遲則生變！

還是鄭振鐸！

每一本寄到香港的書他都做了詳細的記載，是為“香港裝箱目錄”，依靠這份書目，長澤規矩也想隱匿江南古籍的意圖破產了。

只是，這些珍貴的古籍在1948年，國民黨敗退時將這批珍貴典籍全部運至中國臺灣，藏于臺灣省的“國立中央圖書館”。

不過，鄭振鐸等人在上海所收聚的江南古籍還有數百冊藏在愛文義路覺園的法寶館，新中國成立后，歸于人民。

此外，在上海孤島時期，為了維持生計，鄭振鐸不得不售賣自己的藏書（非公款收來的江南古籍），珍貴的明版書籍曾輾轉到重慶藏書家李文衡處。1952年，李文衡將這些書捐給了重慶圖書館。

他的八百多種清人文集轉賣給了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周作民是財經領域的前輩，曾任國民政府高官，感于鄭振鐸的愛國之心，對這些書妥善保管，1955年逝世的時候全部捐給了北京圖書館。

而他自己，1958年出訪途中飛機失事犧牲，家人亦將其近十萬冊藏書捐給了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還設有專門的“西諦藏書”，而“西諦”是他的筆名。

其實，文獻保存同志會的為國聚之舉是秘密行動。進行的時候無人知曉，勝利之后也沒有表彰，他們自己更沒有多說。

就連鄭振鐸的老朋友葉圣陶，也是在1981年才知道他們曾經這樣拼上性命，為國家和民族保存下文化的元氣。

沒有人知道。

可就像在莫斯科無名戰士紀念碑上的那一句話“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永世長存”。

那些古籍知道，那些閱讀古籍的人知道，那些熱愛民族與文化的人，同樣知道。

其實何止是他們呢？

版本學家顧廷龍一樣在抗戰時期見江南古籍散滅，與張元濟、葉景葵等創辦私立合眾圖書館，藉以保存瀕臨毀滅的文獻典籍，收購近30萬冊古籍及各種近代中外珍貴文獻，也在新中國成立后捐給了上海圖書館。

三十年代，實業家葉鴻英捐助，著名愛國人士黃炎培主持的鴻英圖書館，藏書8.5萬冊，收有清末以來的49種報紙編成的史料100余萬件，同樣在新中國成立后捐給了上海圖書館。

抗戰時期，蘇州圖書館的館長蔣吟秋轉移保護珍貴古籍近兩萬冊于太湖中的東西兩山，歷抗戰而未損。

有時，我總是想起《誰是最可愛的人》上的一段話：

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著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安安靜靜坐到辦公桌前計劃這一天工作的時候，當你向孩子嘴里塞著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一起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許很驚訝地看我：“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從朝鮮歸來的人，會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請你們意識到這是一種幸福吧，因為只有你意識到這一點，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們的戰士在朝鮮奮不顧身的原因。

是啊，在這個信息過載的時代，我們甚至不愿意去讀大部頭的書，我們喜歡“短平快”，喜歡“電子榨菜”，喜歡網上定下一本書就會有快遞送上門，甚至會恨書為什么那么多，老師讓我們讀文獻那么累。

可是啊，親愛的朋友們，曾經有人為了搶回那些你不愿意讀的書，而愿意拼上性命；

曾經有人徹夜不寐，就為了在昏暗的燈下為收來的古籍編纂詳細的書目；

曾經有人在看不到希望的黑暗里艱難前行，就是因為他們相信——文化在，中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