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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2日，對于維什瓦什·庫馬爾·拉梅什來說，一定會是永生難忘的一天。當那架航班號為AI-171的客機于當地時間12日中午1時38分起飛，準備從艾哈邁達巴德飛往倫敦時，他剛跟他的父親打完一通電話，說馬上就要起飛了——他沒有想到災難撲面而來，根據新聞報道說，“起飛后不久，飛機在高度達到約190米時突然下降，隨后與地面失聯，并墜毀在距機場不遠、民房密集的低矮建筑區，一棟醫學院宿舍樓被直接撞毀，引發劇烈爆炸與火災。人員傷亡：印度警方公布的數據顯示，此次事故造成至少265人死亡，機上242人中僅1人幸存。”

這個幸存者，就是維什瓦什·庫馬爾·拉梅什，只受了一點兒皮外傷和驚嚇。被營救出來時，他根本無需擔架，還能一瘸一拐地自己行走。而在他周邊，全是慘不忍睹的尸體，其中還包括他的親兄弟。他是一個極為幸運的人，專家分析說：“這名幸存者如此幸運的原因，是他11A的座位，恰好處于機翼梁下沉位置，飛機落地時，會在此處形成一個穩固的落點。這名幸存的男子，恰好被這個穩固的落點包圍。亦如嬰兒被母體穩穩地抱在懷里。”

維什瓦什·庫馬爾·拉梅什躺在病床上驚魂未定的照片，瞬間傳遍到全世界的媒體平臺上，遠在中國的我自然也看到了。我想等他出院后，一定會有無數的媒體去采訪他，一遍又一遍地要求他回憶當時的場景，也會饒有興趣地觀察他的精神狀態。作為一名40歲的英國籍印度裔男子，他的前半生一直運行在“正常人生”的軌道上，此次空難之后，他的后半生將會與這個事件緊緊捆綁在一起。

等到事情的熱度消散，他回歸到日常生活中，空難帶來的沖擊可能才會慢慢顯現出來。他可能終生都難以從這場災難中走出來，也可能通過種種努力走出陰影。他的家人會是什么感受呢？畢竟他活下來，而他的兄弟卻死了，一悲一喜，一死一生，讓人難以平復。

不過，維什瓦什·庫馬爾·拉梅什并非空難中唯一幸存下來的人，歷史上最知名的空難幸存者是一名叫朱莉安·科普克的女性。1971年12月24日，17歲的朱莉安和母親一起登上秘魯航空的飛機，準備回家與父親共度圣誕節。但飛機在接近亞馬孫雨林上空時遭遇大雷雨云，沒有扛過來，在距離人類居住的城市幾十公里的原始森林中墜毀了。機上92名乘客，只有朱莉安一個人存活下來。

考慮到當時飛機是從3000米的高空往下墜落，而綁在飛機座位上的朱莉安不僅沒有被砸死，還活了下來，堪稱是“現代奇跡”。這還不是最傳奇的部分，要知道她掉下來的地方是雨林，四處沒有人煙，也沒有肉眼可見的路可走，她在叢林中獨自走了11天，最終被人發現，得到了救助。她的存活，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并對她未來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11年，朱莉安首度著書講述這場匪夷所思的浩劫（原版書名是When I Fell from the Sky，國內引進時改為《她的空難和她》）。她在書中寫道：“那場空難發生在1971年，距離現在整整40年。這些年里，我的‘空中災難’常常成為媒體寫作的主題，報紙上寫滿了我的經歷，‘朱莉安的故事’也因此廣為人知。雖然有一些優質的報道，但可惜也有很多與事實相去甚遠。曾有一段時間，我甚至被媒體的關注壓得難以呼吸。為了保護我自己，多少年來我從不發言，拒絕了所有采訪，并躲了起來。現在是時候打破沉默，告訴大家真相了。”

她在書中回顧了生物學家父母為鳥類和動植物科學做出的努力，重溫了亞馬孫雨林里的幸福童年，以及劫后余生的人生轉折，當然最讓人關注的還是她在雨林中如何覓得一條生路。有人嫌她把這個過程寫得過于簡單，而又對后續過長表達不滿。恰恰相反，我覺得她從這場人生的巨變當中，意識到雨林對她的意義才是最觸動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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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條件決定了朱莉安能在空難中活下來，一個條件是她足夠幸運，在種種條件的配合之下，她避免機毀人亡。朱莉安詳細描寫自己從高空墜落的感受，“我一邊下墜一邊清醒地看著雨林在我身下旋轉的時候，就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可能是我清醒的時間太短，根本來不及害怕，但我寧愿相信是因為我們體內有一種保護機制，讓我們在極端情況下不至于因為害怕而發瘋甚至直接死掉。我的經驗告訴我，遇到可怕事情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變得釋然，情況越恐怖，越是這樣。恐懼的感覺往往在事后才會顯現，就像博登湖上的騎士的故事說的那樣，他到了堅固的岸上才意識到自己剛才騎馬走過的冰面有多薄，然后害怕地倒在了地上”。

實際上，她一點兒都不害怕。1971年12月25日，空難的第二天，她從漫長的昏迷中醒了過來，這件事還沒有結束，“我當時明確地知道我從飛機里墜落了下來，但嚴重的腦震蕩以及內心深處的震驚讓我的心智不至于完全失去控制。我從小就在父母的親身示范當中明白了，人們在大自然中遇到的絕大多數情況都可以通過冷靜的心態和縝密的思考來應對。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我毫不懷疑自己能找到辦法，能從這片雨林里走出去。在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父母就經常帶我去雨林，我們每次都平安無事地出來了。”

要知道她掉落的地方是熱帶雨林，倘若她只是一個普通小孩的話，很有可能會迷失在叢林中失去生存機會，但她不是，這就要說到第二個條件，她是一個“雨林女孩”，“假如我從小就在城市里長大，也不可能死里逃生。不過我很幸運，小時候就在原始森林里生活過幾年”。

她是兩位著名動物學家的女兒，母親瑪利亞·科普克是秘魯杰出的鳥類學家，她父親漢斯威廉·科普克著有一部重要的作品集，書中總結了動植物界的生命形態。1968年，他父母在秘魯的雨林建立了一所生物研究站潘瓜納，那時她14歲，雖然很不情愿離開利馬市的朋友們，還是不得不和她家的狗、虎皮鸚鵡一起搬進了“荒蠻之地”，并和父母一起在雨林里遠行考察，所以她既熟悉了植物的世界，也探索了動物的世界，“在潘瓜納，原始雨林就是我的家，我從那里知道了雨林里什么是危險的，什么又是安全的，熟練掌握了極端環境下的生存法則。在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片生物棲息地驚人的美，而且它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數一數二的”。

書中對于父母的關系描述相當動人。兩人都是杰出的動物學家，他們拋棄城市生活，搬到亞馬孫雨林，在非常簡陋的條件下進行自己的科學研究，不但沒有畏懼，反而充滿了熱情。生活中的種種不便算什么呢，富足的大自然會給予豐沛的補償，“也許在我父母心中，這就是他們的香格里拉，那個其他人終生尋覓卻沒有找到的地方——一個平靜和睦、遠離塵世、美好得超凡脫俗的人間天堂。我父母發現了這個地方，在這里找到了他們的幸福。潘瓜納——尤亞皮奇斯河上的天堂”。

從小在父母親的耳濡目染之下，朱莉安對雨林的喜愛也不遑多讓，“和吸血蝙蝠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在尤亞皮奇斯河里和凱門鱷擦肩而過；撐著獨木舟在河上航行；早上仔仔細細地甩一甩橡膠靴子以防里面睡了只毒蜘蛛；隨時小心蛇，因為那時候屋子門口就是雨林……我父母那時候教給我的在雨林里的生存技巧，后來幫助我在雨林里活了下來”。

具體有哪些生存技巧呢？朱莉安列舉了一些例子，比如她學會了如何用米尺和指南針規劃道路，如何在茂密的雨林辨認方向，如何識別分水嶺以及如何利用印第安人留下的小道抄近路，也習慣于用砍刀在樹上刻標記，幫助自己在雨林里找到回去的路。除此之外，她還學會了識別不同鳥類的叫聲……這些技巧日后都救了她的命。

對于我們這些從未踏足過雨林的人來說，雨林是非常危險的。且不說各種各樣陌生而危險的生物隱藏在附近，光是四處那些不可思議的叫聲都足夠嚇人，到處都是有毒的氣味彌漫，陽光透不進來的地方陰氣森森，偽裝的蛇很可能被你誤以為是樹枝……我們極有可能會被生物本能性的恐懼壓倒，要么被嚇得動彈不得，要么落荒而逃，然而逃也不知道往哪里逃，因為你會迷路，甚至繞了很多圈又會回到原點，甚至還會出現幻覺……這些對朱莉安來說卻不是問題，她在經歷了腦震蕩之后從昏昏沉沉的大腦中把父母教授她的雨林知識都找出來，開始了自救之路。

她是如此地冷靜，根本不會像后來以她為原型拍攝的電影里那個演員那樣嚇得渾身發抖，她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她從小就生活在地震頻仍的秘魯，“我也是這樣，從小就明白，就連自己腳下結實的大地都不一定可靠，更不用說其他事情了。我覺得這種意識總能在危急關頭幫助我保持冷靜。也許正是因為我從小就習慣了發生在生活中的不同尋常的事情，我才能從噩夢般的墜機事故中活下來。不管是有條毒蛇在大都市利馬的花園里爬過，還是在半夜被惡鬼附身一樣的床搖醒，我都能從容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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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次印度空難的幸存者維什瓦什·庫馬爾·拉梅什失去了跟他同機的親兄弟一樣，朱莉安失去了她的母親。

在她跋涉路上的第4天，她看到唯有附近有巨大的尸體時才會出現的國王禿鷲，“那也是我獨自在雨林里行走以來第一次感到害怕。我看到了一排三連座椅，和我的一模一樣，只不過那排座椅頭朝下，向地里扎了大概一米深。還有乘客兩男一女的腦袋也插在雨林的土地里，他們的腿怪異地向上伸著。”也就是說飛機解體時，她被單獨甩到一個地方，而絕大部分遇難的人都在她發現的這里。

她沒有找到她的母親。日后，她被拯救出來后，跟他父親交流，知道了她母親的整具身體都保存得很完好，唯有頭的上半部分卻消失了，這讓他非常苦惱，為什么那具尸體看起來那么新鮮？畢竟尸體在雨林里最多只能被完整地保存幾天。而且，朱莉安也清楚地記得在她墜機后的第4天，她在那3具尸體旁邊看到了禿鷲。螞蟻、甲蟲、蒼蠅、烏龜和禿鷲都是擅長吃腐肉的生物，它們很快就能找到落在外面的腐尸。

所以在那多天后，為什么她母親的尸體還保存得那么完整呢？答案只有一個，而且是很悲傷的答案：她肯定活了很長時間，“我如果沒搞錯的話，她可能才去世沒幾天。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她之前那兩周受了什么苦呢？我通過分析得出了這些結論，然而自我保護機制讓我不要去想”。這是何其殘酷的推想。一旦這樣的懷疑在內心里扎根，一輩子都不會從中解脫出來了。

據稱印度空難其實還有一位幸運的人名叫Bhoomi Chunhan，因為交通阻塞，她到機場時離飛機起飛時間不到一個小時，機組人員不允許她登機，她非常沮喪地離開了機場。沒有想到，她就此躲過了一劫。而在朱莉安那一次空難中，同樣有一位沒能登上飛機的幸運者，他叫赫爾佐格，聞名世界的大導演。2000年，赫爾佐格的紀錄片《希望的翅膀》上映，片中朱莉安跟隨攝制組一同再次踏入當年走過的雨林，那些殘破的機翼、座椅都還保留在原地。

命運真是不可捉摸，幸運與殘酷并置。當年朱莉安在那些絕望而孤獨的夜里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決定，“那時我告訴自己，如果我能活下來，接下來的人生里一定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為大自然和人類做出貢獻”。后來她返回父母的祖國德國完成了學業，也成了一名動物學家，再一次回到父母建立起來的研究站潘瓜納，“我曾墜落于雨林中，而雨林也接納、拯救了我，還贈予了我無數珍寶。它的未來也是我們人類的、氣候的、星球的未來，像我這樣與之有著強烈共鳴的人，永遠也不會放棄對它的守護”。

我們常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這個“福”未必一定會體現在物質層面上，而是經此一劫，從心靈上得到了一次常人難以抵達的體驗，并由此生長出全新的感知。我不知道維什瓦什·庫馬爾·拉梅什未來有沒有可能會讀這一本書，或許他可以從朱莉安的經歷中汲取力量——未必能走出陰影，但可以與它共存，并繼續接下來的人生。畢竟，只要還活著，就有希望，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經觀書評，作者：鄧安慶